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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鸿兵：同时，学者也没有做官的经验。哪怕你做个县长，做个乡长，你每天都面临很多具体事务、紧急政务、紧急民事事件的处理，要做一方父母官就要做大量烦琐的事务。但是这个就是执政的经验，只有经过历练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靠谱儿，这个政策下来之后，能不能推行下去。而我们很多制定政策的人很可能是哪个大学出来的模式，根本没有在基层锻炼过，或者是出台一个政策，一看就明显缺少可执行性。他不考虑在基层执行这些政策的官员所面临的问题，和在民间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细节问题，这就导致很多政策的实行有偏差。

　　宋鸿兵：反过来看美国，它的财政部部长很可能是高盛的总经理，他做高盛投资银行的业务。旋转下去之后再做智库的政策制定者，同时具有商人的背景，同时具有学者的背景，再同时具有智库研究者的背景。这样的人，他的视野，他的思路，他对问题的把握，他出台政策的可行性，绝不是中国一些官员所起草的东西可以比拟的。这是两者很大的差别。中国最后也应该走向那样的模式，特别是提出政策，提出相关政策法规的人，必须要有几个方面的综合经验。否则的话，很多东西是缺乏可执行性的。

　　主持人：我现在提一个话外题，您比较欣赏的中国经济学家有哪些？

　　宋鸿兵：其实有很多都是前辈，我也不一一例举，因为大家都耳熟能详，有很多重量级的人物。可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对公众来说，大家知道得比较多，但是我想特别谈一位对我个人启发性、影响比较大的，或者说他的思路很有借鉴价值的，是社科院的张宇燕老师。他专门有一本书，讲美国的白银进入欧洲对欧洲市场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一本比较学术化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张老师的思路跟我非常类似，就是说他有非常大的历史纵深感，在这样的框架下谈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有大量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我很喜欢这种历史的角度。所以说，我受那本书的影响也很多，包括后来的这两本书，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这方面的影子和这方面思路上的影响。

　　主持人：您认为您现在是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吗？

　　宋鸿兵：主流不主流，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什么叫主流？是影响力更广泛，受你思想的影响更多，还是你的很多思想可以变成政策？这个是不同的判定方法。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来定义自己。但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未来阶段我主要关注的东西还是这两本书的很多观点，包括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研究，如何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大家的茶余饭后的谈资。说这本书讲了什么故事，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没有达到我最初的设想，应该更多的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主持人：我换一种提问方式，您觉得您现在掌握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了吗？

　　宋鸿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某些领域中，可能会有一些话语权。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我还不是掌握着话语权，或者我们还不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就是说，我们的很多观点，可以受到民间普遍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决策者比较关注，但是在媒体，在很多舆论的领域，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共鸣。比如就拿金融危机发展的情况来看，其实在我看起来，这个危机还没有筑底，但是全世界主流媒体都是一片唱多的声音。像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被主要媒体所接受的。他们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说好，为什么你们还会认为危机没有筑底呢？等等。这些原因，在某些情况之下，某些领域中，我们的声音并没有真正地发出去。

　　主持人：您对于今年9月份可能爆发第二波金融危机预测已经影响了一批人。但是从绝对主流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还是有一点对立。出现这样的差异，您觉得问题在哪儿？

　　宋鸿兵：我在不久前跟尼尔·弗格森有一番对话，他是写《货币崛起》的哈佛大学的教授。我跟他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怎么看待经济。我们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经济学家的思路，他是用数据来判断经济是不是筑底，或者反弹能不能持续。不能说这个思路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像我跟弗格森，我们的思路是，它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我们把这次危机跟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危机进行对比。因为我觉得，在历史中出现的实际上都是人性的反复。

　　宋鸿兵：历次危机都没有本质差别。可能现在是IT泡沫导致的危机或者是房地产导致的危机，但是这跟一八几几年导致的危机是一样的，是人性的反复。我们与1929年的危机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从下跌幅度来看，我们跌到了1929年衰退的一半的程度，但是就下跌速度来看，还比1929年跌落得快。而且大家基本形成一种共识，这次危机是二战以来，甚至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当时问弗格森，如果是这么一场重大的危机，为什么有人天真地认为12个月就会见底？如果真是这么大危机的话，至少需要颠簸好几次，因为这是历史的尝试。

　　宋鸿兵：看1929年的危机，1929年10月份股票市场暴跌，到1931年年初的时候，整个市场信心完全恢复，股票反弹了接近50％。当时在1931年上半年，所有人都认为经济恢复了，经济筑底了，股票市场信心恢复了。但是真正危机爆发在1931年5月，更大规模的，以联合信贷银行为代表的公司一垮，很快拉垮了欧美的金融体系。正是这次危机导致了后来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在1929年-1933年之间发生过五、六次振荡，有反弹，也有更激烈的下跌。比如你看到现在的指数反弹，它是持续的吗？真正筑底了吗？这就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研究方法看问题。

　　宋鸿兵：我们是要研究具体的数据，包括每周公布的数据，比如美国失业率，为什么从9.5% 降到了9.4%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太简单，因为美国找工作的人口下降了45万人，相对于找工作的人而言，比率自然会下降。这是一个假象而已。要真正详细分析这个数据，无非是数据上的调整，并不真正说明失业率真正下降，或者就业情况好转了。但华尔街要这么解读。当时美国金融市场曾经有一句流行的话是，“好消息是好消息，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要炒高市场的时候，所有消息都是好消息。

　　主持人：做一个假设，如果您这次的观点没有应验，您还会对中国经济的前瞻性做出表述吗？

　　宋鸿兵：应该这么讲，如果从经济预测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还是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还是IMF的经济学家，必须要根据每个月新出炉的数据对它的预测进行调整。金融海啸第二波的概念是2008年11月份最早提出的，当时提出的概念是按照我们的模型计算到三月份的时候一定出事，所以我当时说二三季度很可能再来一轮。

　　宋鸿兵：但是我们看到，3月19号的时候，美联储悍然宣布要开始印钞票。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能这么去想，谁也不敢这么去想，因为这个事，四十年来没有干过。这直接把长期国债货币化，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中央银行绝对不会这么干，因为后续潜在的风险非常大。这就是在估计问题过程中你不能知道未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比如你在2008年11月份不可能想到4个月之后美联储会开印钞机。如果开印钞机的话，这个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就经济箫条而言，箫条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各种各样的开工率下降，工厂生产线利用率下降，这都是一致的。

　　宋鸿兵：1929年的衰退跟这次衰退，不管印不印钞票都一样，就是经济衰退的实质，只不过1929年是货币紧缩型的。而这次印钞票，就能解决危机吗？印钞票就可以带来繁荣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钞票和信用的创造无非是对人心理的一种操纵而已，让你感觉到好像会怎样。但是实实在在的损失是不能靠这个东西彻底扭转的。无论是通缩型的箫条，还是通胀型的箫条，本质都一样，都是箫条。

　　主持人：您认为您的观点一定能应验吗？

　　宋鸿兵：如果美联储按照这样的思路，在3月19号印的3000亿已经用了1700亿，在未来的两三个月之内，剩下的1300亿也要用光。欧美面临的实际情况也是我们研究报告的主题。欧洲银行系统有16.3万亿欧元的坏账问题。我跟弗格森核对过。他认为也是靠谱儿的。我们进行了解析，发现欧洲银行系统之所以感觉比较良好，是他们认为房地产下跌和做的衍生产品不太多。但实际上，欧洲银行系统持有八万亿美国银行系统的烂账。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银行系统，有23万亿的政府直接担保和间接担保，有这样大规模的潜在问题。现在花旗银行都出现了盈利，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要进行彻底的解读，帐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可以盈利。他们的做帐方式不可能真正解决这次危机。我在美国做过坏账的问题。房地美团队花了一亿美元才把很多金融衍生品的做帐问题发现。这次是好几万亿美元的庞大坏账问题，我不相信他们在十二个月之内把所有坏账理清楚。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主持人：我们发现宋老师的自信来源于大量的数据搜集和分析。我们看一个网友的提问，央行刚刚宣布了货币政策，将采用市场化手段动态微调，您认为近期可能采用的市场化手段是什么？

　　宋鸿兵：现在不只是中国央行，世界各国的央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这样印钞票救市的话，潜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不会最终有一天变成真实的恶梦。这个是所有市场人士都非常关注的——通胀的压力和通胀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中国也注意到，也在关注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下，马上进行大规模调整可能性不是太大。我觉得现在的政策还会继续稳定一段时间，但是可能会发生一些微调。比如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在银行票据领域中做一些动作，但是我不认为幅度会特别大。因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货币政策要看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复苏了，这次真的是见底了，走了V字型反弹，咱们这边可能会尽快出台一系列回收流动性的退出策略。央行的相关货币政策部门应该已经有了相对的比较全面的退出策略。包括美国，也建立了自己的退出策略。但是就美国的情况而言，没有低成本的退出策略，应该是成本非常高，而且速度比较慢。中国这方面，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他们已经有预案了。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一个提问的机会了。我出于私心，我想把机会留给我自己。我们知道，您是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海归人士。我想知道，您关心的终极问题是什么？

　　宋鸿兵：我认为，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的主导型力量。我想，有朝一日可能有取代美国的机会。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我相信会有强大的需求，需求一种真正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思想、着作或者是思想类的产品推向市场。我相信是一定需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写书的作者，《货币战争》这本书相当于我们的产品；对于研究院而言，我们的研究相当于我们的产品。其实，每一个人生活的终极目标都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产品推向社会，人人都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产品很好地推向社会，为大家所接受。这应该是终极的目标。

　　主持人：非常感谢宋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宋鸿兵：好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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