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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鸿兵：实际上这本书和它整个的写法，在我看来实际是以读者为导向。读者喜欢用什么方式，作为作者，我就应该用更贴近于读者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两本书的写作方法其实不太一样。第一本书，一开始要想抓住别人的注意力，可能会用一种抓眼球的标题和写法。但是第二本书，很多人反映第二本书比第一本书读起来困难，因为第二本书更强调系统性，引用大量文件，更强调严谨性，而不完全是自我抒发。第二本书的特点就是在第一本书的基础之上更加突出系统性和严谨性，就是每句话都必须要有出处，当然还有很多是我自己的观点。与第一本书比较起来，它的信息量，它的系统性，还有它的思想深度和广度，我觉得跟第一本书相比，应该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有比较大的提高。最终必须由读者检验，而不能是我怎么说，或者评论家怎么说，那都不重要。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读者。

　　主持人：您刚才也说您希望作品有读者，也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您写书的目的，写这个《货币战争》系列的目的是什么？

　　宋鸿兵：说写书的目的，我觉得就是心中有话，简单讲就是想说出来，想表达出来。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包括未来的几十年之中，它已经逐渐逐渐、一步一步从两千年以来相对封闭的国家逐渐变成全球性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下子面临了几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就是如何跟世界各国打交道，如何跟整个世界打交道，用什么样的眼光，用什么样的视野，用什么样的心态跟全世界相处，甚至成为未来世界具有领袖地位的国家。

　　宋鸿兵：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其实很多着名的人物都看到这一点，中国未来将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型力量之一。但是我们现在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以前没有全球视野，因为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朝，中国都是相对封闭，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才三十多年时间，我们全面对外开放，中国人走到海外去，国外的投资和各种各样的人进入到中国来，这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这跟大英帝国和美利坚，跟历史上的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差距都太大，人家至少有两三百年的对外开放的经验和积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在全球的影响力一天比一天大，但是你的国际化经验和全球化经验却相对非常小。这就好像一个小孩，他成长过程中肌肉非常发达，但是大脑还跟不上，就是他对很多问题的思路、视野和辨别能力还相当于一个小孩的智力水平，但他身体已经非常强壮了。

　　宋鸿兵：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本书，实际上是希望能够使大脑发育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在《货币战争》出版之前，中国人对全球化，对西方的很多东西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或者说有些视角是没有的。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它是个完全公平的，信息透明的，完全是平均的信息分布状态。  [08-11 10:28]

　　宋鸿兵：这两本书我要突出的观点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角度，它还有其他的角度，在那个角度中，背后还有庞大的人脉关系，还有经济市场的潜规则。在中国来说，对国内市场的理解是很深入的，如果我们两个进行经济谈判，我脑子里会转十个心眼、二十个心眼，你说一句话，我会想很多遍，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潜台词。但是当中国人和外国人坐在一起的话，中国人很天真，你会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公平的。这怎么可能？这违反了各个社会中的基本常识。但是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在跟国际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陷入非常天真的状态，就认为他不会蒙你，他不会忽悠你。他凭什么不会忽悠你？

　　主持人：就是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式了。

　　宋鸿兵：就是我跟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不需要留一个心眼——这是典型的缺心眼。在金融危机中就已经证实了。对于我们来说，越早具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就会越快地使自己进入一种成熟状态，减少未来的损失。这本书讲到了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利坚，他们的统治精英的智商非常高，一点不亚于中国历史上顶尖的政治家，他们的权谋远远不是中国人可以想象的。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思维，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在未来的一系列事件中，很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主持人：我们看不到大阴谋。

　　宋鸿兵：当然阴谋这个词，如果你泛化来讲也对，但是什么叫阴谋？他已经看到了事实发展的规律，他比你早地认识到了市场规律，可以提前进行市场布局，他的某些作为可以使波动幅度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赢得利益。一定要注意进行这种策划的人，他一定不是逆势而为，一定不会倒行逆施，这是不会的。他一定是顺势而为。在顺势而为的过程中，他充分利用先机、他的能量、他的智商或者他掌握的权利，在先机之前进行大量部署，当危机来到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巨大利益。

　　宋鸿兵：所谓的策划，实际是在认识清楚规律的同时进行事先布局，在发展过程中增加市场起伏的幅度，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对经济，对政治，包括对历史，对很多问题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个是我脑海里面，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要系统阐述的观点——西方统治精英治国，他的治国思路经济是什么样的。中国以前很多的研究领域忽略了这个部分。

　　主持人：比如说很多人都觉得第一本书是一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第二本书您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设计师。也就是说第二本书更系统了，是吗？

　　宋鸿兵：第二本书相对而言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信息量更大。第一本书可能主要围绕一个家族，第二本书要围绕十七个家族展开，涉及到至少五个最主要的国家。相对而言，第一本书重点谈美国历史，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才两百多年历史。但第二本书涉及的像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都是有很长历史积淀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历史和人脉的研究，它的工作量远非第一本可以比拟。比如说法国历史上出现的三个大的金融势力集团，写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推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才能够系统地把这个根源挖出来。这中间涉及到法国政局的若干次变动，拿破仑战争、路易十八，包括法国第三共和、第二共和，包括一系列政变、斗争，它的过程远比美国历史复杂。

　　宋鸿兵：德国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再加上英国、荷兰、奥地利等等，这些国家加在一起，使信息量和知识量不能跟第一本书相提并论，得花费成倍，甚至十倍以上的精力才能把人脉关系梳理清楚。人脉关系也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研究西方的过程中非常大的空白点，至少我没有看到国内专着专门研究西方的人脉关系。但是我知道西方的大学者，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系统研究过近七百多年以来整个欧洲的所有通婚历史，所有贵族，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贵族，哪个伯爵和哪个伯爵的儿女通婚，有庞大的巨着，系统描述西方的经济社会。这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简直是个全新的课题。

　　宋鸿兵：只有中国的历史比较有意思，它基本是王朝更迭的时候前一朝的贵族全部推翻，就是明朝的贵族在清朝建国的时候基本被彻底铲平，没有贵族的积累。到了民国，再把清朝的贵族彻底铲平。但是在西方，近七百多年以来，各个国家的贵族阶层，不管发生什么革命，不管产生什么样的动荡，这个精英阶层始终保留，有强大的历史传承。这在中国社会是没有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特别难以理解的。我们看到的所谓西方统治社会，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精英社会。真正的精英社会是那些以梵蒂冈、英国和各个国家的王室、宗亲为核心的真正的统治阶级，中间包括着金融实力。而这背后的复杂人脉关系，中国没有系统性研究。但是不搞清人脉关系，怎么搞清这个社会基本的力量博弈的格局呢？不研究这个东西，怎么看得清当今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思潮？是看不明白的。

　　主持人：您担任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一职。我们知道这是一家民间的智库组织。智库对于中国的很多网友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智库到底怎么作用于经济？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主持人：从刚才的片子中我们看到，智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了。您现在就职的环球财经研究院作为中国的智库之一，成功参与组织了全球的智库峰会。您在《货币战争》2中提到了智库是旋转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您看来，中国的智库和欧美的智库有什么不同？

　　宋鸿兵：有本质的不同。可以这么讲，中国智库的旋转门是转不动的。在现有体制下，它是没有旋转能力的。西方的智库、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是非常通畅的。最直接的原因，中国的智库构架和西方的不一样。用美国的例子来看，实际上各国政府都一样，他们主要的官员、他的思路、他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救火队的思路，哪儿出事马上去应急。政府每天要处理大量日常事务和经济事务，大多数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处理日常事务当中，比如大量文件需要批转，大量应急措施需要提出。如果执行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执行业务的流程之上，这个代价就是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这个国家大趋势方面的战略性问题。

　　宋鸿兵：比如未来五年，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应该怎么走，经济政策应该怎么走，什么样的产业架构对中国来说才是最合理的，到底走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对于监管层来说，他没有时间去研究。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官方的智库有很多，他们有很强大的研究力量，也有很强大的实力，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但是，政府序列的智库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管它是哪个序列的智库，必须要围绕着政策的导向，就是现在领导关心这个问题，所有的研究力量就很可能都扑向这个问题。

　　宋鸿兵：真正独立的，能够不以紧急事件为转移的，长远性、策略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有人搞，但是我认为这个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比如说，十几年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局面什么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在这个情况之下，民间特别需要有一种独立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因为它不直接为政府服务，它也不必去关注领导每天在琢磨什么，它所关注的就是这个事情或者对中国人而言，未来发展怎么样才最有利，它可以用一种比较中立和超然的姿态进行大时间跨度和具有战略性的重点问题的研究。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的民间智库应该说是刚刚兴起。我们也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有一些真正的民间智库，但是这个力量现在还非常薄弱。这就是中国跟西方智库最大的差别。

　　宋鸿兵：也就是当这些人所形成的思想和意识，形成的研究报告能够为决策阶层或者能够为政府官员所接受的时候，在很多未来政策的导向上就会产生一定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智库的意义。中国和西方，特别是跟美国智库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的智库现在完全靠自己来发展，你就必须面临生存的压力，同时还要关注大的问题。而这两者往往是不可兼得的。美国的智库就没有这些问题。一开始这些智库的成立和发起就是由大的基金会和大的慈善机构捐助。这些人从第一天开始就集中精力，就是做研究。我这书中专门画了一张体系运作图，在图中，等你在智库积累到一定经验，或者某方面很出类拔萃之后，你可以很快调整到政府相应的部门，可以在政府工作，从政府出来之后，可以去企业，去公司，再从公司到智库。这是完整的循环链。在这个旋转门背后，最主要的推手还是庞大的基金会，它出钱，推动旋转门旋转。但是由于中国智库缺少资金，这个门转不起来。这就是两者比较大的差别。

　　主持人：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旋转门，虽然它转不起来，但是它还是在转动，可能是转得很慢。

　　宋鸿兵：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的学者没有经过商，没有商业的锤炼，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太学术化。就是说，你要跟一个商人谈一些学术上的东西，很多见解，很多意见，人家一听就会哈哈大笑。因为哪有这么来办事的，你的思路完全跟商人靠不上边。某些官员也从来没有学术研究的背景，或者从来没有商业研究的背景，工作中也有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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