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危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生育限制政策、城镇化等。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而调整生育政策则可以直接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用工危机、养老危机等问题会叠加在一起，带来巨大的挑战。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然后放开生育限制，并在合适的时候鼓励生育，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三大危机，却是最直接、最可行的一个对策。”姚美雄说。

　　低生育率或拖累经济发展

　　在人口学者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就在释放一个又一个预警信号。除了2012年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遇冷之外，预期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也是一记警钟。

　　按照人口生产规律，1986年到1990年中国的第三次婴儿潮发生后，在这代人生育高峰时段，应该出现一个相应的回声婴儿潮。再加上2013年底开始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有关部门一直确信，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生堆积。但观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婴儿潮爽约更加印证了人口学者的判断：目前中国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总和生育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18的水平。考虑到漏报因素，这个数据没有被官方采信。但据多位人口学者的研究，中国总和生育率目前在1.4左右，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由多位人口学、心理学博士联合完成的《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表明，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目前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

　　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郑真真曾经参与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人群只有三分之一最终生育了二孩，有一部分声称要生二孩的，后来并没有生二孩。

　　郑真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总和生育率走低并不奇怪，因为遏制生育意愿的三个因素在现代人群中非常明显，包括进度效应(越推越晚就不生了)、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在事业和生育的竞争中选择前者)。

　　由于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人口学者黄文政称，低生育的前几十年是享受人口红利，后面可能上百年要还债，拖累经济发展。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也认为，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单独二孩消息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布的，全面二孩的政策变化，会不会在这次五中全会上有新的突破？我看即使今年不放开，最迟明年初也应该放开了。”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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