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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初衷是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和扩大企业资金来源，但90年代中后期一哄而上所导致的随意评估资产、粗暴处置职工配股，和为激励管理层而采取的股份向管理层集中的措施，却造成了国企内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
 

　　1987年秋天，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按劳分配”的后面第一次新添加了八个字——“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后来很多人回想起来才蓦然发现，正是因为那八个字，中国的经济领域里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股份制。

　　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购买一家企业的股票，然后凭借股票所代表的权利，不用劳动就可以分到钱，对当时很多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就在普通中国人对此既好奇又怀疑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已经从1986年就开始股份制试点了。但是一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前后历经了十二年，通过投资股票亦可以获取收入，才被正式确定下来。

　　卖股票只能靠摊派

　　股份制的推出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隶属于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各经济实体的治理结构、经营资金来源等问题。当初，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股份制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原属企业持有一部分股份，新增经济实体持有一部分股份，大家按照所持股份的比例行使公司管理权。然后再向社会公开发行一部分股份，用于募集企业发展的资金。如此一来，既解决了企业的人事、管理纠纷，又可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实力。

　　1986年，深圳市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开始试航。

　　万科是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之一。按照当时深圳市体改办设计的方案，国家和企业(职工)按6:4的比例配股。40%的职工股当时价值520余万元，平均每个职工接近2000元，对比当时内地职工不到100元的月收入，那几乎就是他们两三年的收入。

　　但职工股如何分配呢?

　　万科最初的股票，基本上是摊派下去的——我爱你员和万科的职工及亲友必须带头购买。万科当年的一位张姓老员工向记者介绍，当时几乎没有人敢购买。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按照当时的思想，这等同于私分国家财产，虽然深圳市委默许了这种做法，但是万一中央的政策一变，这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怀疑，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购买那些前途未卜的“纸片”，大家心里确实没底。

　　当时担任内地某电子设备厂驻深办事员的赵先生告诉《中国财富》记者：“除了万科，当时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还有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等几家企业。股票满天飞，地摊、菜市场，随处可见印得花花绿绿的股票出售。那时我是不敢去买股票的，后来一位在万科工作的好朋友找上门来，非要把他的股票卖给我，说是买了股票后回家和老婆大吵了一架，老婆闹着要离婚，现在急等钱用。”

　　最后，赵出于同情，拿出几乎一半的积蓄，算是接济那位朋友，朋友则把全部1000元股票放在了他那里。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那些股票竟然如此值钱。事过不到半年，万科股票从1元多涨到了38元，黑市则接近50元。深发展的股票，每股交易柜台价16元，黑市上则被狂炒到120元。那位朋友和妻子又一起找到了我，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了1000元钱，要求换回原有一半的股票。”赵先生回忆说。

　　事实上，不光局外人没有想到，就连当时的始作俑者、万科的领头人王石也没有想到。王石后来回忆：“职工分股的40%中，应该说我至少可以分到10%。但是，当时我绝对没有要。”如果王石当时真的分到10%的股份的话，现在他的个人资产肯定数以亿计。然而，更令王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当初只是想摆脱上级公司控制的想法，居然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

　　买股票发财变得堂堂正正

　　相对深圳股改的火暴场面，内地企业除了眼红之外，似乎不敢跨雷池半步，它们更习惯倾听中央的口气。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新增加的八个字，还不足以鼓动内地政府和企业的信心。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终于给中国内地的观望者服下了定心丸，他们中的部分人开始行动了。山东省诸城市就是中国内地股份制改革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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