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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末弱”是我同学的外号，暗指“末等弱智”。我们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正值苏联和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和老郭相互支持和鼓励，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必然最终胜利的信仰。此后，我们经常一起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不过，我们俩在思想上的进步并没有化作学习成绩的相应提高。记得政治经济学我考得最糟糕，老郭比我略好一些，得了61分。我们俩引经据典地批判西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论述,并没有引起老师的重视。

　　毕业之后好久没有联系，再见时我们都已来到资本市场淘金。他现在打扮得更像电视里的“不法港商”或者跑关系的“包工头”，完全没有了当时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形象。我和他对市场的分歧也就由此产生，他因此回敬了我一个外号：“周部长”，暗讽我推荐的股票都不涨。

　　他曾经向我吹嘘他的“五步选股法”，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下面将其主要内容介绍给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多年潜心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投资人所具备的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

　　第一步是等待水落石出的阶段。长征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真正的低潮是在井冈山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我们把长征视作一个战略调整，培养出坚定的革命火种，就会迎来辉煌的胜利。所以，任何一次市场的快速杀跌之后都不能买股票，不要等反弹，而是在调整期内，仔细观察各股，那些随同股指一同创出新低的股票最多也就是随波逐流的人，甚至有可能是革命的叛徒。我们要找到那些股值在缓步下调过程中不再创出新低的股票，这些股票质地是优秀的，只有在这个水落石出的阶段，我们才能够发现谁是真正的革命者，按照巴菲特的话说就是“退潮时才知道谁穿着裤子”。回顾历史，2005年市场曾经跌到1187点的阶段性底部，而银行股就此形成了低点，不仅没有跟随指数进一步下行到998点，反而逐步抬高底部，因此，银行股成了此后牛市的龙头，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最近这次大调整中也有一批股票在2566点见到低点之后没有跟随市场进一步下跌，这些就是老郭选出来的第一批大约有100只股票，他说这100只股票是由市场选择的。

　　第二步是选择先进生产力。把那些所谓的“价值投资”、“估值洼地”、“严重低估”的股票剔除出去，其原则是：公用事业类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股票大都不能入选。因为这些股票更像是固定收益品种，不具备先进生产力。股市中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是在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制造业天然的缺陷在于：繁荣时期产能有瓶颈，衰退时期这些产能又成为了负担。大牛股一定是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公司，他们大都是服务业，要么有先进的管理经验，运营模式，要么有别人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以很小的净资产获取大量的现金流入。而且这类公司几乎没有再融资计划，不需要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去扩充产能，这样就只剩下50只股票。

　　第三步是选择成长型的中小市值的公司。那些大蓝筹并不具备翻番的前景，我们很难相信在已经取得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样的股票还能够取得高于市场的增长。我们要牢固把握新兴市场的主题，那就是成长。这样老郭又剔除了30只股票，只剩下20只市值在50亿左右、且明确具有成长性的股票。

　　第四步是考察公司治理。人的因素始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生产力也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一定要选择那些大股东没有滥用权力，没有关联交易，没有占用资金的企业，而且公司具有对中小股民公平的治理结构，这种良好的公司治理就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样的上市公司不会出现大小非抛售、再融资等等现象。这样老郭就只剩下了不到10只股票。

　　第五步就是给“周不涨”打电话。他主动询问我对有关股票的意见，他甚至暗示“我没告诉老婆，就把房子卖了，打算投资这几个股票”。让我在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谨慎地替他选择几个我认为是稳健的股票，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这几个股票剔除出去，全仓买入剩下的3、5只股票。他说，人都有一个倾向，你向好朋友推荐股票时，总会不自觉地以“帮他保本”为第一前提，防止今后万一下跌而导致朋友的损失和责难。这样我的潜意识就会向他推荐那些我自认为看得清楚的股票，因而错杀了真正的大牛股。“别人看得清楚的股票，往往是不涨的，那些你事先看不明白的股票，恰恰是飙升的龙头”，这是老郭选股的最后一条标准，他用这条标准来排除主观主义。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选股的反向指标。呵，原来“郭末弱”并不笨呐。